——回忆参加核事业的岁月

乔宗亮

自当我记事起，耳闻目睹的，几乎都是令人心寒的事：日本的装甲车隆隆开进上海市区，老百姓饿了要靠变质的玉米面充饥……日本投降后，美国又派兵帮国民党打内战，黄浦江里美国军舰虎视眈眈，马路上美军的吉普车横冲直撞，加上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，民不聊生…… 其实解放前的中国近代史，就是一部被贫穷困扰，饱受欺凌和屈辱的历史，我所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一个很小的片段。鸦片战争以来，中国人民不断起来抗争，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，有如在漫漫黑夜里点亮一支火炬，使中国人民有了前进的方向。中国共产党人以“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”的气慨，带领中国人民长期浴血奋战，艰苦奋斗，终于用无数革命志士的生命和鲜血，换来了一个人民的共和国。为什么中国人民一代又一代地纵情歌唱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”，就是因为这歌声承载着一段永不磨灭的光辉历史，抒发着心中无法忘怀之情。

2011年，2012年连续在央视一套热播的电视剧“五星红旗迎风飘扬”，生动地反映了核工业创业阶段成功研制“两弹一星”的感人事绩，深深地吸引我满怀激情地看完每一集。由于我有过一段在中国核科学技术发祥地进修、工作的经历，对剧中演绎的“两弹一星“精神倍感真切。

1958年在前苏联的援助下，401所（中国原子能研究院前身）建成了一堆（核反应堆）一器（回旋加速器），标志着我国步入核能利用的时代。是年10月，我有幸被学校送往该所12室（反应堆研究室）进修、工作两年多。那时，我总感到身边的人都有一种为国分忧的使命感。以后形成的“以身许国，敢为人先，严谨求实”的四O一精神或许就源于此。

为便于保密，401所建在远离北京的房山县良乡，它孤零零地座落在大山脚下。住宿区的生活设施非常简单，且与研究所相距甚远，大多数人要靠步行上、下班，就连被誉为“中国居里夫人”的何泽慧院士也只能以自行车代步。尽管401所当时的工作条件艰苦，生活不便，却还引来一批科技精英，其中有海外归来的一流专家，有从前苏联学成回国的留学生，有从清华、北大等名校分来的大学生，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。他们心系祖国，艰苦奋斗，以老带新，勇攀科学高峰，为中国的原子弹、氢弹和核潜艇的攻关作出历史性贡献。在这支精英团队中，不仅出现了像钱三强、彭桓武、朱光亚那样的彪炳史册的“两弹一星”元勋，而且还出现了一批为“两弹一艇”事业做出突出成绩的核专家。其中彭士禄与刘允斌给我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。

1958年我刚到12室进修、工作时，彭士禄负责室内年轻大学生及外来进修人员的培训工作。他是革命先烈彭湃的长子，在延安长大，后来在前苏联留学期间，按陈赓大将的指示改学了核反应堆专业，是401所为数不多的科班出身的专业人才。彭士禄当年三十岁左右，衣着朴素，待人热情，就像是我们的老大哥。他不仅关心我们的工作和学习，还系统地为我们讲授、辅导核反应堆相关专业课程。我和彭士禄同在一个党小组活动期间，他曾给我看一张毛主席、周总理坐在他祖母两旁的合影，主席和总理怀念牺牲战友的深情让我感动。在我回校工作以后，彭士禄担任了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总设计师，上世纪七、八十年代还曾任水电部副部长，负责抓广东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，此间,学校曾派一位副校长和我一起去找彭士禄, 得到他热情的支持.

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，刘允斌也在401工作。因他是核化学专家，与我不在同一个研究室，不过，中午去大食堂用餐会常见到，但引起我注意是在有人指认他是刘少奇长子之后。刘允斌当时30岁出头，衣着不怎么讲究，长得很像刘少奇。后来听401所里了解他的人说起，他1939年就从延安出发去苏联，18年后才正式回到祖国。为了能尽快工作，一回国他就拿着父亲的亲笔信去二机部报到，被安排到401所，负责核化学研究室工作。刘允斌性格开朗，工作得法，很快就与室里年轻的大学生打成一片，工作时他带头攻关，休息时与年轻人下棋、打扑克。为尽快提高年轻人业务水平，他组织大家轮流讲课，探讨学术问题。在原子弹爆炸需用的核燃料处于试验阶段，他曾为技术攻关做了许多重要工作。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，因受父亲刘少奇冤案牵连，被迫害致死，年仅43岁。据说刘允斌1964年听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时，不禁泪流满面。当年他放弃国外的优越生活，离妻别子毅然回国，后又因中苏关系恶化，无奈中断了那一段跨国婚姻，把自己的全部才智和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，正是为了看到祖国强盛的这一天。

我于退休前十年在机械学院回转中心工作,与学生在一起时,也曾谈起这段经历,,他们都为之感动. 深怀敬意.

——本文刊于西安交大《校友之声》2011.3期, 略有删改.